蔡京亂政禍國縱談之一
打擊舊黨 貶逐群賢
蔡京以“紹述”的華麗外衣，迷惘宋徽宗，博得重用，于崇甯元年（1102）年七月升右相，半年後又任左相，由此獨裁政柄。他深知“天下拭目所為”，故高舉“紹述”之旗，以盜名欺世。蔡京登上相位之後，即為熙年、元豐的改革功臣繪像，以王安石配享孔廟，並追封為舒王，藉以標榜自己是王安石變法的繼承者，貨真價實的改革者。
與此同時，蔡京心中懷有一種難忍之痛。原來，在宋徽宗執位之初，高太后主政，舊黨勢力暫居上方，舊党元老文彥博、司馬光及一批大臣追複了官爵。蔡京即在此時被禦史們彈劾，罷去翰林承旨要職，逐出京師，閒居杭州。其弟蔡卞亦被罷政外任。蔡京對此耿耿於懷。故此，一旦秉國執政，便在“紹述”的旗號下，將打擊迫害以司馬光為首的舊黨，清洗朝中異己者，作為朝政的第一要務，其力度、廣度與深度均超乎尋常。請看其日程表。
迫害舊黨的日程表
崇年元年（1102）八月。詔司馬光等20名舊黨重臣子弟不得在京師任職；
——九月。將元符三年（1100）應徽宗之詔上書人，分列“正”、“邪”二等。“正等”又分為上、中、下三級，計40多人，均予升官；列入“邪等”者，分為“邪上尤甚”、“邪上”、“邪中”、“邪下”四級，計達542人，區別其言論“危害”不同程度，分別予以貶降。又選元佑與元符末年舊党保守派的中堅人物，執政官文彥博、司馬光（宰相）等22人、待制官以上蘇軾等35人，以及文武官員120人，量其“罪狀”，稱為“奸黨”，分別列入“元佑黨籍”、“元符黨籍”，並由宋徽宗禦書，刻石於宮城端禮門。吾莆名臣陳次升、朱紱、王回、黃隱、林豫、方適等六人被列入“元佑黨籍”。此間，蔡京又策劃追究孟後之罪，逼迫宋徽宗詔罷孟後之“元佑皇后”榮譽稱號，出居瑤華宮。舊相韓忠彥再次貶官。一批“元符黨籍”要人，並罷祠祿，分遣各外州年居住，並強調“不得同在一州”。
——十二月。詔應責降安置及編管、羈管人，令所在州、軍依元符令常覺察，不得放出城。又詔諸邪說陂行非先聖之書，並元佑學術政事，不得教授學生，犯者屏出。
崇寧二年（1103）正月。將元符末的台諫官貶竄遠州，除名勒停編管（官員因罪外貶，輕罪者“送外州居住”，重者稱“安置”，又重者稱“編管”，即於指定之地，受地方官約束，不得自由行動，編管以上者強令除名，追毀出身，並永不得重新任用。
——三月。詔元佑、元符黨人的親子弟，不得擅到闕下；因與黨人有牽連，致被罷外任及掛有虛職者亦如之。適逢賜禮部奏名進士諸科及第出身，凡嘗上書在“正等”者升甲，“邪等”者黜之。
——四月，詔毀景靈宮司馬光等八人繪象。繼又下令將蘇軾，黃庭堅等人的文集、詩話及野錄、記事、史鑒等書籍的印板，悉行焚毀。
——六月，詔元符末上書進士，進州郡新學“自訟”（自我反省），為期一年，能革心自新者許其將來應舉，其不變者屏之遠方。
——七月。詔上書進士見充三舍生者罷歸。又詔責降職官員之子弟，不得在京府界差遺（無實職虛銜）。陳次升循州（今湖南長沙）居住。
——八月。尚書左丞張商英，元佑時作文有美化司馬光之嫌；起用諫官鄒浩，草詞稱其為“徑行直情”的“端士”，詔入“元佑黨籍”，落職知亳州（今安徽亳縣），改知蘄州（今湖北蘄春），繼又罷職提舉靈仙觀。
——九月。詔令宗室不得與“元佑奸黨”子孫，及有服親為婚姻，內已定未過禮者亦一併改正。又詔上書“邪等”人、知縣以上資序，與外祠選人（候選官員），不得改官及為縣令。又詔令外路州軍，于監司長吏廳立石刊記“元佑奸黨”姓名，以示萬姓。
——十一月。詔令監司察舉以元佑學術、政事聚徒傳授者，必罰無赦。又詔元佑系籍人、通判資序以上者，依新條與管句宮觀，知縣以下資序與注監獄廟，並令在外投狀指射差注（申報自選官差）。江南西路提舉常平韓宗植、亳州知州孫載，被舉報曾附會“元佑奸黨”，一併放罷。又詔臣僚姓名有與奸黨人同者，並令改名。
崇寧三年（1104）一月。詔令凡上書“邪等”者，不得至京師。又詔王珪、章惇別為一籍，如元佑黨。又詔翰林學士張康國編類元佑臣僚章疏。
——三月。太學生費文、韋直方，龐汝翼，因答策“詆訕”元豐（宋神宗年號）政事，三人一併送廣南（今廣州）編管，永不得入學。成都府路轉運副使李孝廣因此事被遷一官。
——四月。尚書省勘會黨人子弟，不問有官無官，一併令在外居住，不得擅到闕下，因具逐路責降、安置、編管等臣僚姓名上報，凡144人。
——六月。繪圖熙甯、元豐功臣于顯謨閣。又詔以荊國公王安石配享孔子。並詔重新核定元佑、元符黨人與上書邪等者，合為一籍，通共309人，刻石廟堂。蔡京奏請徽宗親書奸黨名單，刻石置於文德殿門東壁，永為萬世之戒。蔡京本人亦自書“元佑奸黨”名姓，詔頒州縣刻石。
——七月。詔應入籍人父一併不得任在京差遣。
——八月。蔡京死黨、禦史中丞朱諤，彈劾門下侍郎許將，在元佑則盡更元豐之所守，居紹聖則陰慝元佑之所為，“居政府十年，不能有所建明”，遂貶知河南。湖南醴陵縣學生季邦彥試卷“言涉謗訕”，詔邦彥特送五百裏外編管，其考校長諭屏出學。
——十一月。詔上書“邪等”選人除不得注縣令、丞外，其職官祿參、判司、簿尉，並許差注。大赦應系貶謫官員，除“元佑奸黨”籍及別有指揮，不許移放之人外，未量移者與量移。（按，此時朝廷迫於政治形勢，開始調整政策。）
崇寧五年，正月。因星變詔中外臣僚並許直言朝政闕失，毀“元佑黨人”碑。又詔應元佑及元符末系籍人等，遷謫累年、已定懲戒，可複仕籍，許其自新。朝堂石刻已令除毀，如外處有奸黨石刻，亦令除毀。今後更不許以前事彈糾。常令禦史台覺察，違者劾奏。大赦天下，解除“黨人”一切之禁。三省奉旨敘複“元佑黨籍”曾任宰臣執政官劉摯等11人，侍制以上官蘇軾等19人，文臣餘官55人，選人67人。
二月。宋徽宗迫于天意和人心，罷黜蔡京宰相之職，凡蔡京所為之事全部罷除。
整肅舊黨運動的特點
餘不厭其煩、唯恐佚漏地條列蔡京獨相主政後，處置元佑、元符黨人大事記，旨在證明：打擊迫害舊党勢力，成為宋徽宗、蔡京統治集團常抓不懈的重大政治任務，即使與千年之後的現代某些“政治運動”相比，亦是毫不遜色的。具有以下若干特點。
一曰：全面擴展，深層開掘。從查處物件看，不但查處現職官員，而且追查已退職致仕者，及至已故者，列為重點打擊的對象達309人；不但查辦現官舊僚，而且查處後補官員的選人注官，進而嚴查作為後備官員來源的科舉取士與太學授士；不但追究官員本人罪責，且株連其親族子弟。尚書省勘會奏報各路責降、安置、編管等党人子弟臣僚名單，計達144人。程頤之子端彥，現任鄢陵縣（今屬湖南）縣尉，被放罷在京府界差遣之職。甚至明令宗室子弟不得與黨人子弟聯姻。崇寧二年（1102）殿試，禮部奏名進士出身名單，李階為第一名，因其系力劾蔡京、蔡卞奸惡的禦史陳瓘之甥，而被奪階出身，卻賜予新党禦史中丞安惇之兄安忱及第，此人在對策中趨勢媚上，倡言：“使黨人之子魁多士，無以示天下。”宋徽宗還言不由衷地對奏名十八名“上書邪等”者曰：“卿等攻朕短，可也。神宗、哲宗，何負於卿等？”一併被取銷垂手可得的進士及第資格。（吾莆莆田人方天若，紹聖時廷對稱：“元佑大臣當一切誅殺而不誅殺，子弟當禁錮而不禁錮，資產當籍沒而不籍沒，古今政事無此義理”，極盡趨勢媚上之能事，定為第二名，時任）右相的曾布言“天若之策，乃奸人附會之言，不足取。天若乃蔡京門客，章惇每言人臣不可欺罔，天若之言，欺罔孰大焉！”為宋哲宗所納。此人後被蔡京收置門下，“賴其兇險，以為腹心，。立起犴獄，多斥善士，天下冤之，皆［蔡］京與天若為之。”）與此同時，竭力追查黨人有關著作，禁書毀版，包括蘇軾、黃庭堅、程頤等人的文集、史鑒、野記等，以清除其“思想流毒”。蔡卞與其死黨、吾莆興化縣籍太學錄林自密謀，妄然欲將司馬光主編的煌煌史著《資治通監》毀版，因太學博士陳瑩中巧妙地以宋神宗曾為該書作序為由，極力阻止，林自詞曲愧歉，遂不敢毀版，密令將版本束之高閣。單論這些政策及做法，足令人們看到這場打擊迫害黨人政治運動，策劃之縝密周詳，居心之險惡，顯示蔡京之輩的政治野心及手腕。
二曰嚴打窮追，曠日持久。宋徽宗、蔡京統治集團，對黨人的處置是“從嚴從重”的，名目囊括當時重罪處置，諸如罷官罷職、貶竄遠州，除名勒停送等等。被責降、安置、編管的臣僚達144人。原右相曾布有擁立徽宗的 “定策功”，但在蔡京的攻擊下，被罷相後又三度貶降，免職提督宮觀，又以分司官限太平州（今安徽當塗）居住；再貶為節度使、衡州（今湖南衡陽）安置，失去行動自由，繼而再次連遭遠貶嶺南賀州（今廣西賀縣）、廉州（今廣西合浦），至崇年五年方恢復原階官、自由居住。被列為“元佑奸黨”而罷職謫居的著名文臣黃庭堅，因為荊南承天院撰寫碑記，以“語涉謗訕”之罪，再次受到除名勒停、送宜州（今湖北宜昌）的嚴厲處分。貶往之州縣，多屬水土險惡之地，時有“以死為鄰”之稱，日後即使獲赦回遷，亦已被折磨得奄奄一息了。史料表明，蔡京自崇甯元年七月拜左相，八月首頒黨人子弟不得京師任職令，至崇寧五年正月宋徽宗大赦天下，撤除一切黨人禁令，對黨人的無情打擊，前後長達五年之久，連年、累月乃至連日頒發禁令，可謂窮追不捨，必欲置之死地而後快，既顯其決心之大，亦見其手腕之毒也！
三曰：盜名欺世，挾機報復。宋徽宗、蔡京集團打擊舊黨的運動，均在“紹述”的旗號下開展的。所謂元佑、元符“黨人”，亦是以是否擁護變法“劃線”的。似欲表明對繼承宋神宗、哲宗實行與堅持變法政治路線之忠誠與堅定，實則將甚為慘烈的“黨禍”之爭，美名為“紹述“之政，可謂十足盜名欺世耳！倘若回顧歷史便可發現，那些被列為“邪等”者，正是宋徽宗時“引蛇出洞”，繼而“秋後算賬”的政治犧牲品。曾記否，徽宗即位之初，元符三年（1103）二月，因預測將有日蝕異兆，徽宗詔求直言朝政得失，以期消除天災。並採納右相韓忠彥建議，徹銷“編類臣僚章疏局”，（哲宗時宰相章惇設置的專門機構類，以彙編臣僚應詔議政言論為職能，斷章取義，指為“謗訕”，以期日後論罪。）消除敢言之士疑懼之心，特將直言無隱縱論忠奸的筠州（今江西高安）推官崔郾擢升為相州（今河北臨漳）教授。於是，總計有580多名舊党勢力暫居上方。在禦史諫官陳瓘、陳次升、任伯雨、張庭堅等人的猛烈攻彈下，時任尚書右丞的蔡卞與翰林承旨蔡京，相繼被逐出京，繼而落職。蔡京對此懷恨在心，於登上相位的次月，使按奈不住地大打出手，將應詔上書者分等評級，實施政治報復。宋徽宗亦自食“言之失中，朕不加罪”的政治承諾，重演乃父趙煦（哲宗）引蛇出洞、秋後算賬的醜劇，致使一大批直臣端士被追“言罪”，成為宋末“黨人之禍”之發端。一名被列入“邪榜”的無名氏，痛作小令諷曰：
當初親下求詔言，引得來胡道，人人投獻治安書，比洛陽年少。
自訟鐫官差嶽廟，卻一齊塌了。誤人多事，誤人多是，誤人多少！
對宋徽宗、蔡京集團的政治伎倆，不只是個人中招的懊悔，更多是其玩弄政治手腕，不守承諾的憤恨！甚至十年之後，蔡京乙太師總治三省，位居宰相之上時，仍沿用此術坑害淨臣正士。據《宋史·蔡京傳》，蔡京罷相後，中外學官多有以時政為題策士。政和三年（1112）蔡京再相後，一個仙游藉老鄉，提舉淮西學士（相當今地市教育部門長官）蘇棫，獻計追查各地學官的策卷，“校其所詢，以觀向背”，即考量其策問的政治傾向。由此定罪致被停職、奪職的學官達30餘名。《宋史》稱蘇棫此議是“欲自售”，即將自己出賣給蔡京，事後果然因功晉身，榮升國子司丞（國立大學副長官），卻因其附奸害賢、賣身求進而落得一個難以洗刷的臭名。郡志稱蘇棫入太學時，曾以書謁蘇軾，“軾喜而延之，與敘宗盟”。可見此君早已是個善於攀附名流權勢、沽名釣譽的鑽營之徒，其後對蔡京的“自售”惡行，亦就不難理解了。有趣的是，蘇棫曾與其兄蘇燁同入太學，又于元符三年（1100）同登進士第。蘇棫在國子司業任上，因取士程文不合王安石變法精神，以致被調離並降職。吾莆著名史家黃仲昭稱蘇棫與其兄蘇燁“薰蕕異器”，並歎曰：“嗚呼！士君子立身一敗，萬事瓦裂。若（蘇）棫者，不能堅定其心，一旦變其初志，卒陷其身於奸黨，書之史冊，遺臭無窮，可不懼哉，可不戒哉！”（未完待續）（阮其山）